（一）法律思想的独特性

荀悦的法律思想具有独特性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。首先，“法与教都是政之大经”，他认为制定法制、实行教化是治国治民的基本手段。主张教与刑都要先简后繁，“教初必简”，“然后责备”；“刑始必略”，“然后求密”。如果开始就规定出繁杂的礼仪和法令，人民难以实行和遵守，反而会产生 “虚教” 和 “峻刑” 的不良后果。例如，秦朝法律繁多且严酷，统治者 “擅其海内之势，无所拘忌，肆行奢淫，暴虐天下，然十四年而亡”。这一历史教训警示后人，法不定、政多行会导致乱国之风。

其次，“君子以情用，小人以刑用”。荀悦持儒家 “性三品” 说，将人分为君子、中人、小人。君子不会触犯刑律，只需施以 “礼教荣辱”，“化其情” 即可。小人 “不忌刑”，对他们进行教化不起作用，必须使用 “桎梏鞭扑”，才能制止其犯罪，即 “治其刑”。对于中人，则要刑礼兼用，才可以 “引中人而纳于君子之涂”。

最后，“避仇有科”。荀悦认为 “复仇” 是出于 “义”，因此虽不能纵容 “复仇”，但也不可绝对禁止 “复仇”，主张 “依古复仇之科” 处理。即杀害父、兄弟、从父、从兄弟的人，如依法规定躲避他处，即不可复仇；如果不躲避，则可复仇；仇人因 “公命行止者”，不能算做未依法躲避。

（二）政治思想的价值判断

荀悦提出的 “六主”“六臣” 论具有重要的价值判断标准。“六主” 分别是王主、治主、存主、哀主、危主、亡主；“六臣” 是王臣、良臣、直臣、具臣、嬖臣、佞臣。他以两汉各代君臣为例，分析了不同品类的君臣对政事的影响。荀悦划分、品评君主类别的标准是能否做到 “为人、从义、先公后私”。“王主” 能够 “为人”，可以 “致兴平”；“治主” 能够 “从义”，能行其政；存主 “先公而后私立”，能保其国。而哀主、危主、亡主处理政事无法做到上述标准，结局也大不一样。“哀主遭无难则庶几得全，有难则殆；危主遇无难则幸而免，有难则亡；亡主必亡而已矣”。

对于臣的品类划分，王臣 “以道事君，匪躬之故，达节通方，立功兴化”；良臣 “忠顺不失，夙夜匪懈，顺理处和，以辅上德”；直臣 “犯颜逆意，抵失不挠，直谏遏非，不避死罪”；具臣 “奉法守职，无能往来”；嬖臣 “便辟苟容，顺意从谀”；佞臣 “倾险谗害，诬下惑上，专权擅宠，惟利是务”。

荀悦分析各类君臣之所以出现差别的原因在于 “人主之患，常立于二难之间。在上而国家不治，难也。治国家则必勤身、苦思、矫情以从道，难也。有难之难，暗主取之。无难之难，明主居之。大臣之患，常立于二罪之间。在职而不尽忠直之道，罪也。尽忠直之道焉，则必矫上拂下，罪也。有罪之罪，邪臣由之。无罪之罪，忠臣置之”。

（三）鉴戒史观的意义

荀悦的鉴戒史观对国家兴衰有着重要意义。他认为能不能汲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，是国家兴衰的重要原因。荀悦着《汉纪》的目的，就是要 “综往昭来”，述 “中兴以前，明主贤臣得失之轨”，以便 “瞻前顾后，是绍是继”，让统治者 “惩恶而劝善，奖成而惧败”，作为 “有国之常训”。该书有意识地分立了监戒、废乱、兵略、政化、华夏之事、四夷之事等十六个方面，供统治者 “广视听”“参得失”。

荀悦是中国历史上旗帜鲜明地提出写历史要为政治服务的第一人。他在《汉纪》中精心撰写的四十多篇史论，详细探讨了西汉二百多年的成败得失和历史教训，目的在于为统治者提供借鉴，使历史书籍更加紧密地同封建政治结合在一起，更有效地成为封建统治的工具。荀悦的鉴戒史观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，为后世史学家和政治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和借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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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历史地位与评价

（一）历史地位

荀悦在东汉末年具有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。在文学方面，他的着作《申鉴》和《汉纪》展现出卓越的文学才华和深刻的思想内涵。《申鉴》对现实政治的评论和对谶讳符瑞的讥刺，切中时弊，继承和发展了西汉以来政论文传统。其文章风格被明代何孟春评价为 “无贾谊之经制而近于醇，无刘向之愤激而长于讽”。《汉纪》作为编年体史书，在史学史上具有开创性的地位，它不仅推动了古代史书编年体的成熟与完善，还为后世编年体史着述的发展奠定了基础。

在史学方面，荀悦奉汉献帝之命所作的《汉纪》，与《汉书》相互印证，为后人研究西汉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。其采用的编年体写法和创新的 “通比其事，例系年月”“通连体要，以述《汉纪》” 的办法，大大扩充了编年史的记叙范围，增强了记事的条理性。同时，《汉纪》中的论赞部分也为后世史学家提供了借鉴。

在思想方面，荀悦的法律思想和政治思想具有独特的价值判断标准。他的 “法与教都是政之大经”“君子以情用，小人以刑用”“避仇有科” 等法律思想，以及 “六主”“六臣” 论的政治思想，为当时的社会治理提供了理论依据。此外，他的鉴戒史观更是旗帜鲜明地提出写历史要为政治服务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（二）历代评价

荀悦的文学、史学成就和思想贡献受到了历代的高度评价。《后汉书》称其 “性沉静，美姿容，尤好着述”。李世民评价他 “论议深博，极为政之体，尽君臣之义”。时人称其 “辞约事详，论辨多美”。袁宏称赞他 “才智经论，足为嘉史，所述当世大得，治功已矣”。何孟春认为他的论政体 “无贾谊之经制而近于醇，无刘向之愤激而长于讽”。

在后世的学术研究中，荀悦的着作也备受重视。《申鉴》有明黄省曾所作注，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称其 “引据博洽，多得悦旨”。有四部丛刊影印明文始堂刊本。《汉纪》更是被唐代刘知几《史通?六家》列 “左传家” 之首，宋代王铚《两汉纪后序》亦称其 “于朝廷纪纲，礼乐刑政，治乱成败，忠邪是非之际，指陈论着，每致意焉。故其词纵横放肆，反复辩达，明白条畅，既启告当代，而垂训无穷”。唐人试士，以荀悦《汉纪》与《史记》《汉书》为一科，可见其在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。

总之，荀悦在东汉末年的文学、史学和思想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，他的着作和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，在中国历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。